帕穆克出身于工程师世家，因此按预期进入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，之后他选择念新闻研究，以代替兵役，但是1974年开始，帕穆克却毅然决定要以小说创作为其事业。1979年他的第一本小说获首奖，此后又陆续出版6本小说，备受好评。然而随着读者日增，保守卫道人士却不断予以挞伐。不过，帕穆克并不退缩，他仍旧抨击当权派的腐化、不民主。

　　帕穆克的写作以“慢工出细活”去形容最为恰当。他每天随身带一本笔记簿，一想到可描述的对象或有什么观念在脑海中浮现，立刻加以记录，事后再进行整理，有些是正进行的小说用的，有的则留待日后使用。也由于他的“步步营运”，一部小说可耗时6年。在7本小说中，仅他的近作《雪》是1999年4月起草，2001年12月杀青，算是“快笔”了。

　　帕穆克从小便立志想当画家，这种兴趣让他对色彩、线条、人物特别注意，他对土耳其的细密画非常热衷，在小说创作中常常受到细密画的启发。比如《我的名字叫红》，他坦承：“激发我写作这本书的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。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，不过在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，很少有人记得了。我的小说是想对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不胜收的图画致敬。”

　　帕穆克谦逊言道：最初我想成为一名画家。我是那种不能和别人一起在办公室里共事的人，我不能指挥其他人，也不能听命于别人。我必须独自呆在房间里幻想。所以当我从画画转到写作时，这是一种很大的改变，但在生活方式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。我还是一个人独自呆在房间里。很多年前我想“如果我现在不当画家，那么我想当作家”，因为那时候我正在阅读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布登布洛克家族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之类的大百本。这些书是我的精神食粮，对我产生很大影响。我认为托尔斯泰、陀斯妥耶夫斯基、托马斯·曼、普鲁斯特和纳博科夫是伟大的小说家。

　　帕穆克对爱的看法有点创意，他认为：“爱已被太多人以各种方式界定。爱绝不是涉及两个人而已，往往是第三者使得爱变得更具占有、欲求的动力。”在《我的名字叫红》里，爱与嫉妒、回忆、离别、死亡有着复杂的牵扯。

　　帕穆克喜欢看书和学习，个人的图书收藏已超过6000册。谈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家，帕穆克认为，最确切的说法不是“影响”而是“学习”。“比如通过托马斯?曼，我知道历史小说的快感主要来自于融合各种细节的秘密。卡尔维诺教会我独创性与历史本身同等重要。我从艾柯那里学到可以温文尔雅地运用谋杀的形式。不过，我从尤瑟纳尔的身上获益最多，她写过一篇评论，是讲述历史小说的语调和语言的，非常精彩。”

　　帕穆克在最近发表的散文集《从我的窗户看出去》中解释了他对文学写作的看法，他真正钟爱的是半穷不穷的落后环境与那里边的人，他觉得土耳其与拉丁美洲遍布如此的居所。这样的环境是文学创造的好地方，离开权力集中的首都之外的地区则还要更好。他说：“我爱这些偏僻的、站在现代世界门槛上的地方，并不因此而失望，我感觉到我属于这个世界。”

　　关于帕穆克，我们要记住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，那就是：地域、地域、地域。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深刻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。在他的作品里，不论是精致而怪诞的小说《我的名字叫红》、《雪》，还是追寻故乡身影、带着忧郁气息的回忆录《伊斯坦布尔》，都深深体现出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冲突的思索。

　　帕穆克是一位深入生活、辛勤调研的文学家。他在写《雪》的时候，做的研究不是看书，而是亲自去这个地方，采访很多人。此外，他还把镇上所有的街道都用录像机录下来了。在写《我的名字叫红》时，他看了很多书和图画。他目前正在写的一部书，因为涉及到20世纪70年代的土耳其电影，所以先得看电影、看书、思考。他诙谐言道：“如果有人说我的小说是因为这些辛勤的调研工作才有价值，那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。我做研究，但我是一名艺术家，或者说我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。”

上一页  [1] [2] [3] 下一页